1984年10月，拥有400多年历史的天一阁迎来了一位久别重返故里的游子。
这位游子正是离开家乡多年、名震商界的船王包玉刚。在天一阁收藏的《包氏族谱》见证下，他完成了认祖归宗的仪式，正式回到了祖籍。
三十五年前，当他离开故乡时，还是一位满怀激情的青年，怀揣着远大理想和抱负。
而三十五年后的归来，他已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，历经风霜，身披岁月的痕迹。
在这三十五年间，包玉刚凭借一己之力，从无到有，缔造出商业传奇，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。
然而，在他看来，所有的商业成就与荣耀，都比不上此刻认祖归宗的那份心灵满足与欢欣。
宁波，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经济枢纽和浙江省最大的港口城市，拥有近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。
展开剩余92%这里的人们世代以海为生，骨子里传承着河姆渡时代的文化基因。独特的地理位置，使宁波在历朝历代都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。
宋元时期，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之一；到了明朝，它更是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；清朝时期，随着中英《南京条约》的签订，宁波成为首批五个通商口岸之一，标志着中国进入近代对外开放的历史新阶段。
在那个买办势力盛行，西方商品不断冲击着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时代背景下，宁波帮的崛起展现了中国商人顽强拼搏、在夹缝中求生的精神。
随着宁波逐渐巩固全国贸易中心的地位，一批杰出的宁波帮企业家脱颖而出。
他们中有被誉为“五金大王”的叶澄衷，有商务图书馆创始人鲍咸昌，有中国日用化工开拓者方液仙，还有当时我国最大商办航运集团创始人虞洽卿。
而包玉刚，正是在这样一个经济蒸蒸日上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。
1918年11月，包玉刚出生于宁波一个商人家庭，父亲包兆龙是典型的宁波商人，在汉口经营着一家中等规模的鞋帽厂，家境尚算殷实。
包玉刚自幼受父亲的影响，对经商充满了浓厚兴趣。
虽然父亲经常远行，生意繁忙，但对儿子的教育一刻也未曾松懈。
他看出儿子对冒着浓烟的商船和家乡的海洋怀有深厚的情感，于是在包玉刚13岁那年，毅然将他送入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（现上海海事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的前身）深造。
这个决定完美契合了包玉刚的心愿，他在这里埋头苦学船舶知识，为日后成为闻名遐迩的船王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1938年，抗战爆发，包玉刚被迫辗转至重庆，出人意料地选择进入银行工作，从一名普通职员做起。
也许在他年轻时，他就意识到，掌握船舶知识虽然能成为一名航海人，但要成为航运巨头，仅有这些远远不够。
银行的枯燥工作并未消磨他的雄心壮志，他凭借智慧和拼搏精神，短短七年便升至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的高位。
面对光明的前景，家人对他的“擅自决定”感到庆幸不已，但包玉刚却主动找父亲商议，表达了辞职的打算。
他的辞职理由有两点：一是志向不在银行业，二是当时复杂的国内形势。
父亲既惊讶又欣慰于儿子的远见，经过短暂考虑后，父子决定举家迁往香港。
1949年初，包家迁至香港。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，父子只能做些小本生意维持生计。时间一长，包玉刚内心开始不满足于眼前的微薄收益。
然而，当时香港的经济局势复杂，家族势力与外国财团交织。孤立无援的包玉刚父子尝试通过国内进口货物出口赚取利润。
但这条路很快被阻断，国内实行特产统办出口，美国也限制对华贸易，资金难以回笼，经济陷入困境。
心灰意冷之际，包玉刚又想起了儿时对大海的热爱，想起家乡港口遮天蔽日的货轮，毅然告诉父亲：“我要做海运生意！”
俗话说“行船跑马三分险”，香港海运市场由几家巨头垄断，父亲担心资金不足，劝他务实经营。
但包玉刚不愿放弃梦想，他相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必先苦其心志。
六年里，他一方面努力说服家人支持自己，另一方面四处奔波筹资，同时潜心钻研海洋贸易知识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六年后，在朋友引荐下，他无担保获得日本银行70万美元贷款。
怀揣激动的心情，他在市场上仔细挑选，最终购得一艘28年船龄的旧货船。
面对这艘破旧的船只，包玉刚满怀喜悦，亲自动手修缮、清洗，并取名“金安”，寓意财源广进、出入平安。
“金安号”成为他的希望之船，也帮助他赚回了第一桶金。
多年的摸爬滚打磨练出他敏锐的商业嗅觉。他发现当时海运业普遍采取短租模式，船只跑一趟结一次钱，虽短平快，却抗风险能力差且租金高昂。
包玉刚创新提出长租方案，固定租金避免波动风险，这一策略迅速获得市场认可。
“金安号”下水一年后，他的船队已扩充至6艘。
尽管行业内有人质疑他的稳健策略，包玉刚依然坚持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发展。
此时，他结识了汇丰银行高级职员桑德斯，凭借独特魅力与重金拉拢，赢得了桑德斯的信任，成为首位获得汇丰银行贷款的中国人，资金支持使他购入更多船只。
1955年，包玉刚成立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。
在不断贷款和还贷中，他与汇丰银行建立了牢固合作，环球公司如滚雪球般迅速壮大。
到1980年，公司拥有200多艘货船，总吨位达2000万吨。
随之而来的是社会荣誉：英女皇接见并授爵士爵位，比利时国王、巴拿马总统等四国元首颁发高级勋章。
此时的包玉刚和环球航运集团已是世界海运业的巨擘，他赢得“世界船王”的美誉。
稳健经营使他成功渡过苏伊士运河危机和石油危机。
这两次危机令他意识到不能将所有资金押注于海运，遂开始转向陆地投资。
包玉刚慧眼识珠，看中了当时刚起步的房地产，逐步缩减船队，将资金投入房地产、酒店、交通和金融等多个领域。
彼时香港风云变幻，西方资本将其视为掌控重地，不愿中国商人声张。
以怡和洋行为首的英资企业设计圈套，挑起了著名的“九龙仓之战”。
九龙仓控有香港主要港口和转口业务，掌控其股权等同于控制香港港口经济命脉。
包玉刚扶持的李嘉诚也慷慨支持，帮他控制约30%九龙仓股票，远超怡和洋行的20%。
然而英资企业高价购入3000万股，形势危急。
包玉刚连夜飞回香港，密会商界人士后召开发布会，声称成功筹集21亿资金。
在他镇定自若的气势下，怡和洋行的阴谋败露，九龙仓被包玉刚拿下。
这场商战震慑了英国资本，也让包玉刚一跃成为顶级富豪。
关于包玉刚财富，有传言他曾打趣想买下一个国家。
他幽默地对朋友说：“我宁愿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财富，怕一惊之下心脏停跳。”
事业巅峰的包玉刚始终心系祖国。
尽管在香港打拼，他通过华人行积极联系内地，为新中国输送钢材、棉花、药品等急需物资。
在政府发行公债时，他率先认购十万元。
1978年，中国发生巨变。
定居香港近三十年的包玉刚被祖国的飞速发展深深打动，血液中的家国情怀再难抑制。
他千辛万苦联系大陆，获邓小平高度重视，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亲自迎接他。
1978年11月，阔别大陆三十年的包玉刚终于踏上故土，激动得泪流满面。
回国后，他受到多位领导亲切接待，见证了祖国的飞跃发展，但始终未能与心心念念的小平同志会面。
直到1981年7月6日，二人终得相见。
“我们早该见面了！”
初次会面却如多年的挚友，话题连连，情谊深厚。
那年，邓小平77岁，包玉刚60岁。
此后十年，两人共聚九次。每次，包玉刚都会神秘准备一份礼物。
众人好奇，最终包玉刚女儿透露，原来是香港半岛酒店的羊角面包。
背后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：邓小平16岁曾在法国打工学习，生活拮据，黑咖啡和法棍是常态，而偶尔的羊角面包则是奢侈享受。
知晓此事后，包玉刚每次赴京必带羊角面包，表达深情厚谊。
回国不久，包玉刚决定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。
因北京缺少合适酒店，他与父亲捐资千万美元兴建现代化饭店。
捐赠同时，他提出唯一请求：“饭店名叫兆龙饭店，以纪念我的父亲。”
当时国内不轻易接受援助，更难以接受为个人命名建筑。
这一难题交由邓小平处理，他默许并亲自为酒店题名“兆龙饭店”。
此后，包玉刚陆续捐赠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、家乡兆龙学校及至今屹立的宁波大学。
1991年9月23日，包玉刚因病逝世。邓小平深感悲痛，亲自发唁电悼念这位商界巨擘。
包玉刚成长于新旧交替的时代，虽富可敌国，却从未让自己和家人过分奢侈。
他始终铭记父亲教诲：“脚踏实地，平易近人，身体力行。”
他践行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的人生准则，用实际行动书写了传奇人生。
发布于：天津市